一九七0年代的台灣局勢與教育因應

~ 晦暗的處境與工具性的教育回應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吳嘉惠

摘要

一九七0年代的台灣面臨了不同於台海戰爭,另一種型態的維續存亡考驗。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邦交國一一求去,外交連番挫跌;國內人心惶惶,社會運動要求政治變革之聲不絕;石油危機及失去貿易的外交伙伴,經濟嚴重衰退;工業化、都市化、科技化帶來的貧富差距與思維衝擊,考驗著個人的價值觀與社會風俗。教育在這些波濤中如何因應?在大環境中扮演何種角色?從教育當局的各項措施與法規來看,顯然較傾向於工具性的補救、監控性的管理、被動性的配合國家政策,而缺乏從教育本質為出發的因勢利導或專業規劃,不免令人感到惋惜!

關鍵字

一九七0年代、台灣局勢、教育措施、台灣教育史

前言

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後,兢兢業業在兩岸的對立的壓力下求生存,所幸在民主與共產對立的國際環境裡,國民政府尚能因為民主之名與二次大戰之功,在聯合國裡居一席之地,受到國際各國的邦交與認同;且因為戰略位置居東亞之要,而受到美國的軍事與經濟的援助;再加上國人民族性中的勤奮、耐勞的美德,所以,大體而言環境雖然困惡,但經濟與社會成長的腳步卻不曾停止過。

    然而1970年代卻是前面所有優勢的一大轉折,使台灣內外都受到嚴重的挑戰。接續而來的外交挫跌,使我國喪失了國際上的外交主權,美國軍援與經援撤離,外加能源危機與國際糧荒使台灣賴以支撐的經濟成長面臨大幅的衰退,與1950年代的台海戰爭相比,1970年代的台灣面臨另一種型態的維續存亡考驗。

而國內的社會現況則呈現兩極的紛擾,台灣新生的一代,有的迷失在快速發展工業化、都市化的聲光生活裡,有的則對台灣本土關懷的熱情轉化為政治活動或文學運動。昔日因為物資匱乏,政治力的強烈控管,使得多數人過著類似性的生活、擁有著一致性的思想的穩固態勢,已經被實際的社會問題與群眾運動所打破。

紛紛擾擾的1970年代,無論從外交、政治、經濟、社會來看,對台灣的歷史而言都是一個變動劇烈、考驗嚴酷的一個關鍵年代。

而教育是國家體制內的一環,自然不可能在這些風波之外。教育如何回應這些局勢裡的事件呢?觀詳出教育回應的原意與措施是來自於教育本質亦或者其他,使我們可以看出教育在整體國家的位置與被認定的功能。在變動的局勢,面對大時代的考驗,在主動與被動之間,在解決現況問題與長遠規劃之間,我們可以感受教育經營的眼光和能力。

以下將以1970年代的外交、經濟、政治、社會與教育之間的交互作用及教育體制內的相關決策,分述討論之。而相關的新聞時事則以中國時報編輯部所整理之<台灣戰後50年>與楊碧川所著的<台灣現代史年表>所條列的歷史紀錄相佐證。

壹:外交局勢與教育因應

 

一:微妙的國際情勢與國家主權低落的外交關係

    1950年的韓戰之後,美國對共產世界採取圍堵政策,台灣因處於美蘇軍事競爭的重要戰略位置,而受到美國軍事與經濟多方的援助。

    1969年,尼克森政府上台。同年,中蘇發生珍寶島事件與新疆邊境衝突,中蘇關係交惡之下,整體的國際關係有了微妙的改變。

    1970年中共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上太空,使美國在整體的利益考量下,思索與中共結盟來抗衡蘇俄的可能性與其優點,尼克森在外交咨文中表示:「在七0年代的國際政局中,繼續孤立中國,並不能維持真正的和平」(李筱峰,民89104)。而國際各國在中共以親善外交及乒乓外交積極拓展外交關係下,普遍認為文革過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在各方面都改善與安定許多(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49)。

    終於,中共經過二十二年的努力,於19711025日加入聯合國,聯合國決議文中提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權利,並承認其政府為中國駐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民國於是在隔日宣布退出聯合國,短短三年內,與中共建交之國家達83國,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的僅剩39國(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51)。

    1977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其擴張的行為使美國更亟欲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是1979年一月一日卡特總統正式與中共建交,並廢止與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停止軍援台灣,重立「台灣關係法」,建立以商務和文化為主的外交關係(李筱峰,民89107),邦交國因此發生骨牌效應,多國求去。

    另外在與日本的關係,也因為1971年美國同意將琉球與釣魚台交與日本引起一連串的保釣運動,政府在外交上肆應無力而頗受批評。田中角榮首相於1972年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台灣旋即與之斷交,1974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指稱華航飛機上的青天白日旗不是中華民國國旗,兩國因此斷航一年兩個月(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56)。

    這種對中共外交主權的優勢氣氛,於鄧小平1979年元旦年發表:「告台灣全國同胞書」,邀請蔣經國與其台灣民眾盡早回歸祖國,並願意成立「台灣自治區」(楊碧川,民84162),引起國內、國際的喧嘩與討論,更形明顯。

總括而言,一九七0年代之前的台灣外交關係,長期因為戰略位置而受到美國的庇護,在聯合國的一席之地代表中華民國仍被視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而一九七0年代接踵而至的外交挫折,台灣失去了在聯合國的主權,邦交國一一離棄而去,使國家的主權與國際地位的合法性受到嚴重的挑戰,中華民國永續代表中國的神話被徹底打破(李筱峰,民89;張炎獻,民84290),這種被貶抑的國際關係所帶來激盪和混亂,使人民極易陷入「激憤」、「懷疑」與「沮喪」的兩端情緒中,社會氣氛一片人心惶惶,國內移民申請人數急速增加,對中共的統戰策略形成有利的氣氛(蔣彥士,民62:6)。此時的台灣教育體系面臨了一九五0年代以來,另一次民族思想與心理建設的重責大任。

二:批匪揚我、加強心理建設的民族思想教育

當時國際關係激盪和混亂,形勢給予國家最嚴重的考驗,中共施展其「回歸」、「認同」、「統一」之口號宣傳,以遂行其統戰策略(蔣彥士,民62:6)。1973年國民黨三一七次中常會認為「勝負決於思想」,因此決議「加強國父思想教育與匪情研究實施計畫」,教育部為貫徹計畫,擬定了「分工執行進度表」(蔣彥士,民625);1976年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功能案」(國史館,民79178)。當時的教育部長蔣彥士認為首要之務在於:「使大家瞭解世界反共形勢本質之解析,國際權力多元制衡之意義、共產分裂矛盾之因果、台灣在全球反共戰略政略之重要性、台灣三民主義之精神等,以揭穿共匪『非中國』的、『反中國』的、『亡中國』的醜惡本質,建立一套具有說服力之理論解析,區分不同層次、程度及對象進行有系統、有計畫之教育和疏導」(蔣彥士,民626)。

為了建立此套完整而全面性的教育系統,教育部決定在課程上,從大專之國父思想、高中之三民主義及公民與道德、國中之公民與道德、國小之生活與倫理等課程之教學內容,皆有其一貫作業的設計(國史館,民79179)。另外在大專以上學校增加「中國現代史」(大二必修二學分)、「國際關係」(必選二至四學分)、「中國大陸研究」等課程、並修訂「專科以上學校  國父思想講授大綱」,舉辦大專院校  國父思想巡迴演講。在課外補充閱讀部分,由教育部和中央文化工作會編寫「認同與回歸之謎」、「共產邪說批判」書籍分送各級學校(蔣彥士,民627);而蔣中正總統於1971年在國家安全會議上發表:「我們的國家立場和國民的精神」一文,成為各級學校必須閱讀的專文,並隨後列為中學國文教科書之內容,隨後「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也就成了人人都能朗朗上口、隨處可見的精神標語(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49)。

在設備上,1977年起各公私立中學設立「匪情資料中心」,專科以上學校成立「 國父思想專科教室」或「三民主義中心」,著重對匪情研究與批判(蔣彥士,民628)。

在師資方面,以提高量的儲備與質的提升為目的。除了原有師大、文化學院、政治作戰學校設有研究所,培養三民主義專業師資外,增設政治大學、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招生名額亦逐漸增加,以因應增加課程的師資需求。並且針對私校的  國父思想任課教師多為兼任,研議訂定國父思想專任教師比例,以加強師資陣容(蔣彥士,民627)。另外提高三民主義學術獎學金民國六十二年由二萬元提高至八萬元,六十七年提高至十萬元,七十年再提高至二十萬元(國史館,民79202),以激勵教師、學者對共產制度做深刻的批判,對三民主義的研究與宣揚。

1972年頒佈的「大學法」確立了軍訓教官的地位,規定為訓育委員會的當然委員(徐南號,民82176),當時的訓導法規除了對學生行為的管教外,重點多半在於強調民族神教育、敵情意識、革命戰鬥精神等(賴澤涵、黃俊傑編,民80157)。

綜合一切作法之最終目標在於:力求將三民主義思想貫串到各級學校的課程、教材以及各項活動、環境裡,利用長期默化,達到思想教育的強化功能,來增強青年學子對共產主義、對統戰宣傳的抵抗力,形成對三民主義的「思想信仰」(國史館,民79179),以培養學子對國家的認同感與自信心,防止共匪思想的侵襲。

然而對大專學子與社會青年而言,國家主權低落的事實並非只靠強化的民族思想就足夠挽救國家的危機,必須用更熱切的行動與言論來付諸實踐來、表達對國家的關切,因此展現於內政上,台灣的社會運動將風起雲湧。

貳:政治局勢與教育因應

一:在開放與衝突之間的國內政治性社會運動

    一九七0年代初期,隨著台灣社會變遷、工業化後中產階級興起、國際外交的挫折,以及蔣介石年事已高等事實,統治當局面臨了權力轉移的關頭(李筱峰,民8980),引起社會普遍的關切;外加上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新一代知識份子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對於大東北、黃土高坡的懷鄉囈語已經覺得那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幻想,面對國家的命運存亡之際,將用比較護衛台灣本土土地的想法去進行思考與行動。台灣內部於是興起一股要求政治變革的社會力量。 

這些力量可分為二種,一種是知識份子和青年企業家,透過雜誌編寫的「書生論政」路線,另外一個則是新一代的本土政治人物透過選舉,發展為「黨外民運」的路線(李筱峰,民8980

    創刊於1968年的<大學雜誌>隨著台灣外交挫跌、內政即將更換新人上台,大幅度的提升對現實政治的關切,提出一連串的建言,例如:「給蔣經國先生的信」、「我們對釣魚台問題的看法」、「國是諍言」、「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國是九論」等(李筱峰,民7680-81)。1969年三月一日國內雜誌登記開禁,<八十年代>、<聖國>、<努力>、<鐘鼓樓>、<美麗島>等提出申請登記,都鼓吹重整當時的台灣政治體制,鼓勵人民加入民主政治運動(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314張炎獻,84290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也分別在1971年、1975年、1977年提出「國是聲明」、「我們的呼籲」、「人權宣言」表示對台灣前途的看法,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人民決定』,促請政府採取有效的措施,讓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楊碧川,民84156)。引起執政當局與大中國民族主義者相當大的疑慮與震撼。

另一方面,1969年的台北市改制後首屆市議員選舉,及中央民意代表補選,開啟了新一代的本土政治人物、例如:黃信介、康寧祥等,透過選舉,拉開了「黨外民運」的序幕(李筱峰,民8984-871977年十一月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因中壢投開票所選舉舞弊事件造成大規模的群眾暴動事件,使部分黨外人士察覺到群眾力量的存在,而此次選舉,黨外人士在縣市長方面當選四人(許信良、曾文坡、蘇南成、黃友仁),省議員當選21(李筱峰,民89101-103,這些人士逐漸形成政團,並在地方自治上發揮影響力,對執政當局造成莫大的壓力。

1969年<美麗島>雜誌舉行一連串的群眾聚會與演講,引起右派人士不滿,發生「中泰賓館」衝突事件,十二月十日<美麗島>與黨外人士在高雄舉辦紀念世界人權日的群眾大會,正逢國民黨四中全會揭幕,警備總部實行「春元七號冬防演習」,遊行的民眾和學生情緒幾近亢奮狀態,爆發大規模的警民衝突,近百名憲警受傷,民眾受傷人數則統計不明,警備總部藉此機會進行全島逮捕活動,以軍法審判將37人進行偵辦(李筱峰,民89112-115,全國一片肅殺氣氛。

綜合言之,1970年代的國內政治與社會運動,以知識份子為文論政、黨外人士參政、群眾運動興起為要,對當時的執政當局都造成相當的壓力。在民意輿論的要求下,政府雖有小幅度的民主性開放,如增額選舉、開放雜誌登記等,但在立場與思想相左下,被挑戰的權力很快就被一連串的查禁、鎮壓所保護與鞏固。

二:控制性的學校政治社會化教育與被箝制的民主思想教育

    一波波對政治的關切與鼓吹革新運動,最直接受到感染與影響的,就是一些在大學校園裡的部分青年學子,不但參與言論的陣營,大學裡的社團也舉辦多次政治性的活動。例如:台大法代會舉辦了「民主生活在台大」、法言社舉辦「全面改選中央民代」辯論會李筱峰,民7682)、代聯會發起「一百小時奉獻」社會活動(楊碧川,民84136)都在校園裡掀起熱潮。陳鼓應教授順勢建議當局應當開放學生運動、成立校園民主廣場。

然而當時的教育部並不樂見學生參與政治性的社會運動,1971年二月教育部下令:「禁止學生參加校外團體或校際聯合組織活動」,同年十二月成大學生蔡俊軍等人成立「成大革命黨」而遭逮捕。(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50),1972年十二月台大舉行「民族主義座談會」,之後陳鼓應、王曉波等十四人被約談、解聘,形成「台大哲學系事件」李筱峰,民7682,使得校園內的政治性活動受到壓迫,民主教育之苗也受到摧殘。可見當時的國家的教育方針是以民族教育為上、民主教育則被壓抑。

    基督教長老教會一連串對政治議題表示意見,1977年八月基督教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更是引起廣泛而熱烈的討論。1974年台北取締16家基督教書院,13家遭停辦(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70),1979年九月教育部取締所有未經立案而招生的基督教書院(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313),這種只針對單一對象,而非全面性的進行取締,不免令人想像,活動的背後似乎蘊含著某種政治目的。

    1979年國內雜誌登記開禁,多家黨外雜誌提出申請登記,雖然表現了民主之表像,但隨之而來卻是意識型態的審查與查禁,與執政當局主張之不同的刊物,紛紛遭禁,教育體制亦隨之附和。同年八月省教育廳函:「<鐘鼓樓>雜誌第一期因刊載「高雄事件特輯」,混淆視聽,予以查禁。」十二月,新聞局處分<美麗島>、<八十年代>予以停刊一年,月底台大的校內學生刊物<大學新聞>第501期因為仍刊登<八十年代>雜誌的廣告,而被校方查禁(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314)。

   林玉体(民7884-87)認為這種被約束與管理的大學教育,將剝奪培養大學生獨立與理性自主的機會,是大開民主教育的倒車。Dawson Prewitt1969,摘自蔡璧煌著,民8348-53)則認為學校透過正式課堂內的教學(包括課程、儀式、教師舉止等),以及課程之外非正式的活動(包括學校的社會氣氛、課外活動與學生團體等),提供學生政治學習的經驗,使學生由此獲得政治的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以應付未來成人社會的政治生活,而且這種學校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可能比家庭或同儕來的明顯而深遠。

若以此觀點論之,當時的教育策略只希望學生透過正式的課堂內教學,經由政治灌輸學習特定的政治理念,而體制內的教師若違反此意則遭排擠、懲罰。當局並不希望學生經由自由選擇與多元學習的方式來進行學生的政治社會化,只希望學生成為安靜而順服的理想公民。透過被篩選的教育方式、教育內容來維持校園與政治的穩定,其宰制與控制的企圖強烈。

參:經濟局勢與教育因應

一:能源危機與經濟發展的挑戰

    1965--1974年台灣的經濟經過的第四期到第五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出口大幅擴張,帶動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十年的經濟平均成長率為10.2%,不但經濟成長快速,物價也非常穩定(天下編輯,8462)。

    然而黃金十年,追求出口有成,養成台灣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全國生產量的90%(天下編輯,84871970年代,國際政治與經濟局勢巨幅的震盪,國內經濟也隨著國際環境劇烈起伏。1973年底到1975埃及與產油的中東國家爆發戰爭,1979年伊朗革命,隨後爆發兩伊戰爭,分別引發兩次全球性石油危機,其間夾帶著國際糧食短缺,以及全球性的經濟衰退的衝擊,加上外交的挫折,各種因素撥造成對台灣的出口不利,1974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一度跌到1.1%,工業成長率為-1.5%,消費者物價上漲百分之47.5%,肥料上漲60%,更連續兩年出現貿易入超的情形(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73

    經濟是台灣成長的命脈,尤其在孤立的國際環境中更顯其重要。短期而言,如何鞏固既有的經濟基礎,提升國內的就業內需,以減低衝擊;長期而言,如何進一步追求更具有發展性、更具有潛力的工業與經濟能力是當時政府思量的重點。

因此短期而言,政府限制公家機關用電,所短特種及娛樂行業的營業時間以節省能源,停止小汽車進口以縮減逆差(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70),另外省主席謝東閔號召「家庭即工廠」,推廣家庭副業,一律給予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的優惠,聖誕樹、美術燈、編織品等,琳瑯滿目,農村家庭成了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加工區的延伸(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69;楊碧川,84138)。

長期而言,1974年起積極推動十項建設,期待以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帶動經濟復甦,創造就業機會,並改善各種經濟基本設施與電力能源遭遇瓶頸的現況(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3041973年第六期的經濟建設計畫則以石化、電子、農業現代化為主。1976年工研院引進積體電路製造技術,台灣銀行設立中興票券(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84)為台灣的未來工業走向與金融市場發展奠下基礎。1977年進行全島工商普查、行政院成立經濟建設委員會(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94),1979年行政院成立中華經濟研究院(楊碧川,民84164),專門對台灣的經濟結構、經濟發展與經濟問題做深入的瞭解與分析建議,然而更重要的是,為了配合國家經濟建設計畫與人力發展需求,技職教育在此關鍵時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被動配合角色。

    綜合而言,台灣經濟發展面對艱困的外在環境,以鞏固基礎、提升就業內需為短期發展重點;發展更具有潛力的工業與經濟能力是長期發展重點,而研究單位的設立與完整的人力資源規劃都將與教育體系的發展息息相關。

二:滿足人力發展計畫下的技職教育政策

1969-1972年擔任財政部長的李國鼎(民67167)表示:「為了促進台灣成為工業化國家,我們必須要開發並累積這些極其重要的人力資源。但是如何進行呢?答案是雙管齊下,即透過『教育和訓練』」。在天下雜誌的訪問中,他亦表示:「在第三期四年經建計畫裡,我已經注意到人力資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唯一重要資源……在經建計畫中,教育及人力資源的有關部分我參與了很多意見,例如研究高中及高職的比例反轉為三:七,還有兩年制專科學校,也是我向教育閻振興部長建議後設立的。」(天下編輯,民8491-94)而當時的蔣中正總統從經濟觀點也特別重視職業教育,主張教育、生產、勞動三者連環,並說:「今後的教育制度,應特別重視職業教育和科學教育,以後不論是公家增校或私人興學,最好是從職業學校、專科學校辦起,使學生能一面學、一面做,畢業以後,立即就可以投身社會,成為建設社會、國家得基本人才。」(蔣彥士,民656

如何提供國家經濟發展中量質兼備的人力資源是當時1970年代重要的課題,就如前面所述,當時執政當局的規劃就是:將技職教育納入國家的人力規劃與經濟建設計畫之一部分而進行規劃,以供應國家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因此當時的私人興學自然而然朝著職業學校與技職專科的設立前進。

    經建計畫主導技職教育可由下述的史實看出:經合會於1971年提出「第三期人力發展計畫」,鼓勵私人興學,專科與職校仍繼續發展工業、海事與水產類,高中職人數比例朝四:六繼續逐年調整。1973年經合會改為經濟設計委員會,提出「第四期人力發展計畫」、「第六期四年經建計畫」,指示技職教育辦理方向包括:擴大辦理建教合作;限制五專擴充並調整科別;高中職人數在十年間轉變為三:七;停止高中增擴,增加工、商、水產、醫事類的招生,農業、家事類維持原樣。1976年「六年經建計畫」,包含「第七期四年經建計畫」在內,建議為盡早達到高中職三:七的目標,鼓勵高中兼辦職業類科,縮減高中普通科人數;以每年增加二千人的目標增辦工職與海事、水產類職校,並要求提高工職的素質,擴大辦理畢業生技能檢定等(謝小芩、張晉芬、黃淑玲,民8514-17)。每一期的經建計畫都對技職教育都有明確的建議,甚至對高中職整體的發展比例亦有所看法,教育部除了被動回應,似乎欠缺了對教育部門主導與規劃的權力與能力。

教育部門對經建計畫的回應包括:1972年將向世界銀行貸款的二億九千萬元用於補助十四所工職及一所工專的發展;1974年成立「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將「專科教育司」改為「技術與職業教育司」以提升技職教育的層次;1974年修訂各類科職業學校課程標準,增加專業科目的時數與科別;1974年公布「私立學校法」、「建教合作實施辦法」,1976年修訂公布「職業學校法」、「專科學校法」,發表「技術及職業教育配合發展經濟建設六年計畫」,1978年公布「專科學校規程」、「職業學校規程」,連續數年透過技職教育法規的法治化來改善法源錯亂、互相抵觸、不合時宜的現象;1979年提出第一期「工職教育改進計畫」,並公布「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藉此將社會上有八年以上實務經驗的人士聘為相關科目的教師,以彌補師資數量的不足(謝小芩、張晉芬、黃淑玲,民8514-17;徐南號,民8275-80;國史館,民7998)。

然而台灣的經濟成長是否是因為將教育視為經濟規劃的一部份而造就燦爛的成績呢?Woo1991,摘自羊憶蓉,民8363)研究台灣的教育效益與經濟成長,探討相關的文獻後發現,並無法直接證明教育促進經濟成長。雖然台灣的人力規劃非常詳盡,他認為並非僅僅依靠教育投資就會發揮效用,而是由於教育投資、薪資調整、和台灣的工業投資策略之間的相互作用,才導致經濟成長。

而大量而快速擴增技職教育也帶來了整個教育發展的副作用,造成技職畢業生供過於求,部分高職學校又有招生不足的現象,高中聯招則出現擁塞的瓶頸。林寶山在民國65年的調查顯示,當時希望升高中的國中生達到74%,希望升高職的只有2%,其餘希望升五專的有24%,全體受訪者中,有近六成希望能念到大學畢業,最後卻有70%的學生選擇就讀高職,主要原因是因為「沒有機會上高中」(林寶山,民68)。從下表可以看出在經建計畫領導教育之下,高中學校數逐年遞減,而高職學校數在1980年超過高中學校數,在過度擴張下自然出現供需失調的情形。

 

公立高中

私立高中

公立高職

私立高職

私立高中附設職業科

公立專科

私立專科

 

(高 中)

(高職)

 

57(1968)

79

98

79

55

22

20

43

60(1971)

81

118

76

92

48

20

53

65(1976)

82

113

76

102

61

20

56

70(1981)

80

100

85

111

52

21

56

整理的資料來源:

教育部(民82)中華民國教育統計1993。;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民76)。台灣省各級學校教育發展概況分析。

邱兆偉在1979年就提出對大量擴增職業教育的批評:「或許我們可以責怪,成本高的職校未曾勝過成本低的高中,是因為職業教育沒有辦好,不能辭其疚,躲避辦學不利的控訴。然而另一方面,也許不是職校未曾辦好教育,而是就業市場不需要職校所提供的職業人力,若不是供應不相符,便是職校在先天上不可能滿足社會的職業要求,而適應其急速變化。那麼,大量的擴充與發展職業教育變成了站不住腳的教育政策。」(邱兆偉,民68194)。張清溪、吳惠林(民85)也認為大量而快速的增加職業學校的學生數,訓練出來的人並不一定符合市場的需求,反而自限於所學的專一技能,對於教育應有的「訓練人們因應環境變化的自我調節能力、解決問題能力、以及不斷再學習與創造的能力」,反而難以達成(張清溪、吳惠林,民8534)。

綜合而言,1970年代教育部門對於經建計畫的積極回應,是人力發展政策得以落實的關鍵,對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有相關的貢獻,卻無絕對的因果關係。這種經濟目標在教育事務中的優先地位,顯現出教育在國家政策中的工具性功能。作為濟發展的工具,台灣的技職教育政策處於被動而配合的地位,鮮少主動提出教育性的規劃,以致於發生供需失調與學非所用的現象。

肆:社會發展局勢與教育因應

 

一:社會快速變遷的挑戰

1953年起台灣推出一連串的經建計畫,將工業列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經過20年的耕耘,快速的工業化、都市化、科技化,普遍而言提升了全體的物質生活水準,以私家轎車的數量而言從1966年的每千人3.4輛到1976年的每千人7.7輛,至1981年時已竄升到19.4輛,幾乎是成幾何級數躍升;彩色電視機於在1969年開始生產,至1976年普及率達23.5%,至1981年就已經達到77.9%,用電普及率在1971年也達到92.1(主計處,民76)。

但若作更細緻的探究,工業化帶來個人所得的提高,都市化的結果,與傳統的農村生活的差異也愈加明顯。1972年農民的所得僅及非農家的66%(天下編輯,民85213),城鄉差距也表現在對消費與流行的追逐上。

在都市生活裡,消費能力的增加使奢靡之風也逐漸形成,加上西洋樂曲、西洋電影的傳入,甚至西洋樂星的來台,例如:威爾斯爵士樂團、英格麗褒曼等(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29237),1960年代末期起,街道上的年輕人流行著一股迷你裙、露背裝、喇叭庫、長髮嬉皮的前衛與叛逆風氣,巴黎的熱褲也引進台灣成為一股風潮(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16255266。這些都與傳統的服裝觀念與勤儉儲蓄的習慣相扞格,甚至與當時的國家處境不相符合。財政部長李國鼎就批評當時流行的喇叭褲與迷喜裝,帶來社會上的新浪費(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69

為了杜絕此風,怕影響傳統的良善社會風氣,1968年起警務處通令全省整肅青少年儀容(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34),對於穿著過份暴露、奇裝異服者嚴加取締、以妨害風化辦理(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15227),於是一天之內西門町530人因奇裝異服被城中分局取締(中央日報,民6125),路過的長髮青年被警察請進理髮店之新聞時有所見。

而部分的中產階級開始競逐名牌、名車,政府為了杜絕奢靡,1978年起禁止賓士、勞斯萊斯、凱狄拉克豪華轎車的進口(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304)。另外,消費能力增加,消費糾紛自然增多,消費的權益也開使受到重視,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於1969年元月成立(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27)。

1970年第三家電視公司華視成立(楊碧川,民84125)之後,大眾傳播媒體以聲、光、色,多元的感官刺激改變了家庭生活與休閒方式,更成為左右大眾態度反應與價值判斷的最大因素(朱匯森,民69),對兒童的吸引力產生無可比擬的影響(蔣彥士,民647)。1970年三月台視雲州大儒俠布袋戲播出長紅,被立委質疑造成學童逃課、農人廢耕而於十一月停播(楊碧川,民84124-126),1972年五月嘉義民族國小14女學生受電視劇「媽祖」影響,集體至城隍廟求道(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59),1979年小甜甜卡通收視率高達50﹪(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316),電視節目所塑造的電視明星也成了兒童仿效的對象,在在都說明了電視對兒童與社會影響之深。

社會變遷的急速,傳統的觀念和制度都受到衝擊,消費型態的改變與大眾傳播媒體商業廣告的渲染,對社會大眾產生的暗示作用,將成就建立於物質慾望的滿足,一些生產能力較差而定力不夠的便以不正當的方式或偏激的行為來滿足生活的享受(朱匯森,民696)。因此設有吃角子老虎和電動彈珠台的商家、舞場、撞球場逐漸成了一些青年流連的場所;1978年高雄開始流行「老鼠賽跑」的賭博性遊戲(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304),都說明了這些影響。

個體面對外在環境的快速改變與時局的不穩定,在精神方面也開始面臨了比較、競爭、失落、縱慾、迷失的失調現象。於是尋求宗教或藥品的慰藉者增多。內政部在1978年表示台灣地區的神壇、寺廟八千多座,比村里數還多,同年新聞亦指出強力膠、速賜康、安非他命逐漸氾濫(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304)。   

綜合而言工業化、都市化、科技化所帶來的社會變遷不但是個人所得、生活型態的改變,也衝擊了人的價值觀與判斷力,物質慾望與聲光享受都將使挑戰個人的精神與定力,教育該如何因應以淨化人心及防患於未然是當時的重要課題。

二:以禁止性的教育行政措施面對社會轉變的挑戰

原本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時,教育廳曾令:「國中小學生制服無須硬性規定,各校不得代收制服代辦費。」(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16),所以當時的男學童身上出現的服裝可能有汗衫、便服、制服等。然而隨著社會環境與風氣的轉變,為免除因為貧富不同所帶來的比較,並防範不當的服裝和儀態影響校園學習環境,教育行政單位於1971年開始明文作了嚴格的規定,教育廳宣布:「全省國民中小學制服自下學年度起統一,女生 為白、黃上衣,藍短裙及藍長褲;男生為白、黃上衣,藍短褲及黃長褲。」(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50);為了統一學生的穿著與儀態,除了服裝,連頭髮都彷若軍事管理般的嚴加規定,1972年教育部令:「男學生頭髮以理光頭,女學生頭髮以齊耳為準」(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581978稍微放寬髮禁:「男生3公分為度,女生可齊後頸髮根」,此後,男學生小平頭,女學生清湯掛麵的模樣成了台灣國民教育的標準印象之一。另外1973年教育部亦下令大專院校嚴格取締長髮及奇裝異服(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64),藉此希望遏止嬉皮風在校園中的渲染。

在行為問題的防治上,19704月教育部通令中小學學生嚴禁吸煙;19709月頒佈「禁止青少年涉足妨害身心健康場所辦法實施細則」(林文瑛,民85120);1973教育部通令禁止大專女生參加商號營業性宣傳活動(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64);1974年嚴禁國中小學生參加抬神轎、扮乩童的活動,嚴禁學生參加統一教(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70);197911月教育廳表示為維護兒童身心健康,規定各級學校將不定期檢查學生書包(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314)。另外其他部門配合教育部的還有:1972年國貿局宣布;不准進口吃角子老虎和電動打彈子機器(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58);1975年工業局決定在強力膠中增加微量芥子油,使其具刺激性和作嘔感覺,以防止青少年吸食(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80)。

除了消極的訓導管制與禁令之外,1976年之後,教育部也開始在校園裡積極推動「心理衛生教育」(林文瑛,民85118-119)、教育部文化局成立「文藝中心」及「中華樂府」推廣文化的欣賞活動(中國時報編輯部,民85237314),行政院通過「積極推展全民體育運動計畫主要措施方案」(國史館,民79233),希望能透過教育、文化活動、體育運動來移轉閒暇的時間,從事有益身心的活動,改善社會風氣。

而大眾傳播媒體對兒童心理發展與行為模式的影響,因為事關家庭教育,雖然相關討論與呼籲很多,卻始終無法以強制命令介入,所以教育行政單位似乎較無力去改善傳媒的問題。但是大眾傳播媒體加速兒童的發展和早熟的事實,迫使教育需更確切的對兒童的心理發展重新估量和瞭解,才能連帶在課程、教材、教法以及輔導方式上有所改進(蔣彥士,民646),因此許多十多年未曾修訂的智力測驗,例如:比西智力量表等也在此時著手進行修訂。

整體而言,面對外在社會結構的變遷,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傳統價值觀改變的衝擊,政府除了以警力強力干涉,亦嘗試提供更多的正當休閒活動的機會和場所,來促使民眾在物質能力之外,有更多的選擇來充實精神生活。但回歸學校體制內的因應措施,則多半採取一致性的管制和禁令來防治學生的問題。當社會趨向多元,教育的面貌卻更趨於一致,這種試圖將教育體制與外在社會環境作一割離的作法,而不是真正從教育的思想辯證中提供學生澄清的機會,培養學生在變動中找到判斷與適應的能力,這些強制性的措施自然無法發揮深遠的功效,縱使學生身著一致性的服裝,卻依然無法避免心靈迷失的可能。

綜合論述

1970年代的外交、經濟因受國際環境的影響而受到嚴重考驗,國內的環境,政治、社會與生活型態逐漸改變,挑戰著傳統的舊體系、舊思想、舊有的價值觀念,挑戰著整個社會結構,也挑戰著教育在大環境中的角色與地位。

可惜的是,教育在這些局勢與事件的因應上,其管制的意圖與補救社會現況的缺陷兩種意圖是非常明顯的。首先,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教育當局成為被動的配合角色,最明顯的是各個教育階層都受到民族思想教育的強化,三民主義、國父思想被視為「信仰」而灌輸;軍訓教官堂而皇之在法令的明確訂定下進入校園;而當國家挫跌的局勢需要更多的熱情學子投入關注的力量時,學生卻只能對政治社會時事選擇性的關切,或被動的全盤接受,學生運動更是全面性的被監控查禁。如果教育當局能以因勢利導的作法代替監控查禁,兼顧民族教育與民主素養的培養,讓學生在有計畫的開導中朝向正面發展,這些學子們或能成為一九七0年代中,一支熱情為國、有開創性思想的生力軍。

其次,為了與多元變化的社會相抗衡,教育反其道而行,建立中央集權體系來應變,統一的教材、統一的學校組織、統一的課程標準、甚至統一的服裝、連頭髮的髮型、長度都要一致。這些裡裡外外的統一管制,剝奪了學生在自然情境下獨立思考與多元思辯的判斷機會,此種措施可以說是保護學生,卻也嚴重的剝奪了學生自由發展、自由選擇的機會。

    再者,當教育是以工具性的眼光解決社會問題、辦理教育,而非從教育的人文本質觀點來進行教育,就會出現被動配合的情形,缺乏長遠全盤規劃的眼光。社會有什麼問題,教育就進一步採取因應的措施,國家有什麼需要,教育就努力的配合,例如:大量的擴增技職學校與專科,強迫性的分流教育雖然滿足了國家經濟的需求,卻罔顧多數學子選擇與發展的機會,終使整體結構發生供需不協調、學非所用的情形;而呼應國家政策,氾濫設立的私校雖然解決了國家當時財政上不足的困境,但在缺乏進一步管理下,其品質連「世界銀行教育貸款考察團」都感到不妥(張清溪、吳惠林,民8536-37)。雖然其時代背景是個威權的政治時代,導致教育行政單位的地位與權力未能受到當局的重視,但從以上的教育決策來看,1970年代教育行政單位的規劃能力、專業魄力的不足所造成的後遺症,影響多數學子的福祉仍不免令人感到遺憾。

    教育本應該與國家發展、社會脈動息息相關,但一切的教育措施應該要能夠符合時代變遷中講求法治、民主、科學、專業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但如何在在趨勢中洞燭機先、在變動中制訂一套長遠穩定而符合教育本質的教育政策,以學生的教育、學習為最高宗旨,而非成為歷史脈絡下隨波而動的浮萍。

歷史是一面鏡子,希望往後的教育體系皆能引以為省思,不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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